“要让儿子考到市区最好的高中，让儿子成长成材。”这是37岁的杨燕最大的愿望，她是苏北某县的一家服装店老板。
因为丈夫常年在苏州打工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，教育培养儿子的重任落在了杨燕的身上。除了在当地商贸街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她平时生活的主要重心都围绕着儿子。
3月8日，她还跟好朋友说，觉得自己能教育好儿子。仅仅10天后，3月18日上午，这位母亲被发现死于家中。据当地警方通报，3月16日晚，儿子王晓（化名）因不服杨燕管教，双方发生激烈冲突，致杨燕身亡。
3月19日，今年13岁的王晓被取保候审。目前，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“优等生”弑母
“悲剧”来得毫无征兆。3月18日，星期一，王晓本应参加考试。班主任见不到人，也联系不上母亲杨燕，便拜托一位学生家长“上门看看”。这位家长发现其家门口有些未干血迹，于是报警。
警车驶入后，原本平静的小区立刻沸腾起来，小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附近居民，“太意外了，挺好的孩子怎么会……我们都不敢相信。”一位居民说。
中午11点，在离家200米左右的茶餐厅厕所，警方找到了王晓。事发后，他独自待在这间茶餐厅，已超过40个小时。
“男孩在店里坐了一天，一句话也没有讲过。”餐厅服务员王女士回忆，王晓点了一杯7元的白开水，就着自带的饼干吃。她后来觉得很奇怪，就报了警。
王女士说，男孩被警察带走时出奇地平静。警察问他“知道妈妈死了吗”，他说知道。“很顺从，完全没有挣扎，就跟着警察走了”。
案发后，各种版本的说法在小县城里流传，包括孩子成绩下滑、沉迷于网络、母亲威胁摔狗等种种细节。
杨燕的亲属赵先生介绍，3月19日，他在当地派出所了解到一些案情。3月16日晚上7点多，杨燕从店铺回家后，发现儿子在家中玩手机游戏，两人发生争执。母亲冲上去抢手机。一气之下，王晓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杨燕就弯腰去捡手机，正要起身时，王晓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，砍向妈妈的后脑勺，随后杨燕就倒在血泊中。这时，旁边的一只狗不停地吠叫，也被王晓用菜刀砍死。
该消息未获得当地警方的证实。
而在周围街坊邻居眼中，王晓一直是个“优等生”“乖孩子”。
吴娜的服装店和杨燕的店相邻。吴娜自称看着王晓长大。她回忆，六七岁时，杨燕经常带王晓到服装店，小男孩从不乱跑，整个下午都在写作业、看书。“可能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，孩子的性格有些内向，也从来不会主动喊人”。
去年，王晓参加小升初考试，因为差了几分，与当地最好的初中失之交臂。为了“帮家里省几万块钱”，他去了当地一家初中的分校读书，目前正在读初一。
“连轴转”的母亲
“早上起床忙到现在，还是在我的小店舒服。”3月15日下午两点，这是杨燕生前的最后一条朋友圈。杨燕服装店周围的商户都觉得她“为人和善，很容易相处”，每次有些美食，她都会主动和“邻居”分享。
为了让儿子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夫妻二人在市区贷款买了房。丈夫在苏州做工程监理，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家，“他赚得不少，家底还算殷实，但顾不上孩子教育”。
3月16日下午5点，杨燕像往常一样早早关门，她又要去接孩子。在商户张女士眼里，杨燕的生活完全是“家-学校-服装店”三点一线：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，7点送孩子上学，8点买完菜到店里择菜，10点准时回家做饭，然后接孩子……
“去年夏天下大暴雨，杨燕想起儿子没带雨伞，二话不说立刻骑着电瓶车去送伞。”张女士说，杨燕的生活很平淡，圈子不大，朋友也不多，偶尔会和朋友打扑克。“她年轻又漂亮，这些年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，是个称职负责的好母亲”。
在张女士的印象中，自从上了初中，王晓很少去母亲店里，即使去，也是很安静地坐在那里，“很多时候在玩平板电脑”。
杨燕也曾向张女士抱怨，孩子写作业时经常走神儿，她好几次发现儿子呆呆地坐在书桌前，抠手指、咬指甲、摸东西，一不留神就过去半个多小时，题目没做几道。之后，为了监督儿子学习，杨燕把儿子的床搬到了自己屋里，“可能因为这个让孩子心理发生变化”。
在张女士看来，杨燕的教育方式“虽然有些强势，但很尽心，也很尊重孩子”。
有一次，她看到杨燕在和儿子“拌嘴”。王晓轻声说了句“你烦死了”，杨燕就立马不说了。
前不久，杨燕拉着张女士说“孩子有点学坏了”。 杨燕向她抱怨，尽管儿子在“强化班”，但学校校风整体不是太好，王晓和班上几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“混”在一起。此前一次考试只考了60多分，把杨燕急坏了。
过了一天，杨燕在朋友圈发王晓小时候的照片，留言说“还是小时候比较听话”。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改应充分体现“宽容但不纵容”的原则
据死者亲属赵先生介绍，3月18日下午，杨燕丈夫从苏州赶回来。一开始没人敢把实情告诉他。但在路上，他在网上看到了新闻。第二天，亲属为孩子办了取保候审，“出来”以后，无论和谁，王晓都一声不吭，一直保持沉默。唯一一次开口是和父亲通话讲了一句话：“爸爸我错了。”
赵先生表示，还是希望孩子能继续接受教育，“13周岁以后不读书了吗？不要就业吗？后面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？要等他心理抚平了后再考虑了，肯定要读书的”。
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，家长总是功利地对待孩子的成长，没有平等地对待孩子。一方面，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性格、个性、兴趣、人格各方面发展，不能以爱的名义不尊重孩子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；另一方面，家长也要教会孩子“守规矩”，告诉孩子遵守法律、讲规则、讲文明、讲礼貌。否则，孩子将缺乏生命意识、规则意识，造成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。
悲剧发生了，不管是父亲，还是这名13岁的男孩，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悲剧。去年12月，湖南省接连发生两起未成年人弑亲案件。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表示，孩子的许多“极端行为”与家庭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，而父教缺失是其中重要因素。根据国外的研究数据，70%的犯罪行为都和父教缺失有关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孙云晓说，人从诞生一刻起，有两个发展方向。一个是亲密性，母亲有天然的优势；另一个是独立性，父亲对此有特别的责任。独立性主要使人能够承担责任、顽强、自律，父教缺失使得孩子失去了规范和榜样，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。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力量。
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呈现“低龄化”趋势，引发了社会普遍担忧。据了解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今年将迎来大修，自1991年该法颁布施行后，经过两次修改，此次大修条文将增加一倍。
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1名代表建议，将我国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。
有专家提出，未成年人身心特殊，只是简单地予以刑法惩罚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不良行为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分级干预，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，设立监护人管教、训诫令、专门学校、收容教养、社区矫正、刑事处罚等分级干预与矫治措施，充分体现“宽容但不纵容”的原则。
前不久，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场“从弑母案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”的法治沙龙上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她表示，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矫治或处罚问题，而应在保护、养育等领域加大立法力度。有刑就应该有罚，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，但这个项目“罚”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，落在治疗和教育上，前提是“强制”。
她说，对已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。否则，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，而且对社会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。强制不能以罚为操作，而应给予这类未成年人生活基础的照顾与能力赋予。
另一名法学专家建议，与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不如建立少年司法制度，对没有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不作为犯罪处理、不受到刑法处罚的人，应当有一套相应的处置措施，使他们在少年司法范围内受到一定管束。除了实体性规定，还要有程序性规定，这需要启动立法填补空白。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实习生 郭阳琛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2019年03月25日
“要让儿子考到市区最好的高中，让儿子成长成材。”这是37岁的杨燕最大的愿望，她是苏北某县的一家服装店老板。
因为丈夫常年在苏州打工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，教育培养儿子的重任落在了杨燕的身上。除了在当地商贸街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她平时生活的主要重心都围绕着儿子。
3月8日，她还跟好朋友说，觉得自己能教育好儿子。仅仅10天后，3月18日上午，这位母亲被发现死于家中。据当地警方通报，3月16日晚，儿子王晓（化名）因不服杨燕管教，双方发生激烈冲突，致杨燕身亡。
3月19日，今年13岁的王晓被取保候审。目前，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“优等生”弑母
“悲剧”来得毫无征兆。3月18日，星期一，王晓本应参加考试。班主任见不到人，也联系不上母亲杨燕，便拜托一位学生家长“上门看看”。这位家长发现其家门口有些未干血迹，于是报警。
警车驶入后，原本平静的小区立刻沸腾起来，小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附近居民，“太意外了，挺好的孩子怎么会……我们都不敢相信。”一位居民说。
中午11点，在离家200米左右的茶餐厅厕所，警方找到了王晓。事发后，他独自待在这间茶餐厅，已超过40个小时。
“男孩在店里坐了一天，一句话也没有讲过。”餐厅服务员王女士回忆，王晓点了一杯7元的白开水，就着自带的饼干吃。她后来觉得很奇怪，就报了警。
王女士说，男孩被警察带走时出奇地平静。警察问他“知道妈妈死了吗”，他说知道。“很顺从，完全没有挣扎，就跟着警察走了”。
案发后，各种版本的说法在小县城里流传，包括孩子成绩下滑、沉迷于网络、母亲威胁摔狗等种种细节。
杨燕的亲属赵先生介绍，3月19日，他在当地派出所了解到一些案情。3月16日晚上7点多，杨燕从店铺回家后，发现儿子在家中玩手机游戏，两人发生争执。母亲冲上去抢手机。一气之下，王晓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杨燕就弯腰去捡手机，正要起身时，王晓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，砍向妈妈的后脑勺，随后杨燕就倒在血泊中。这时，旁边的一只狗不停地吠叫，也被王晓用菜刀砍死。
该消息未获得当地警方的证实。
而在周围街坊邻居眼中，王晓一直是个“优等生”“乖孩子”。
吴娜的服装店和杨燕的店相邻。吴娜自称看着王晓长大。她回忆，六七岁时，杨燕经常带王晓到服装店，小男孩从不乱跑，整个下午都在写作业、看书。“可能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，孩子的性格有些内向，也从来不会主动喊人”。
去年，王晓参加小升初考试，因为差了几分，与当地最好的初中失之交臂。为了“帮家里省几万块钱”，他去了当地一家初中的分校读书，目前正在读初一。
“连轴转”的母亲
“早上起床忙到现在，还是在我的小店舒服。”3月15日下午两点，这是杨燕生前的最后一条朋友圈。杨燕服装店周围的商户都觉得她“为人和善，很容易相处”，每次有些美食，她都会主动和“邻居”分享。
为了让儿子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夫妻二人在市区贷款买了房。丈夫在苏州做工程监理，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家，“他赚得不少，家底还算殷实，但顾不上孩子教育”。
3月16日下午5点，杨燕像往常一样早早关门，她又要去接孩子。在商户张女士眼里，杨燕的生活完全是“家-学校-服装店”三点一线：早上6点起床做早饭，7点送孩子上学，8点买完菜到店里择菜，10点准时回家做饭，然后接孩子……
“去年夏天下大暴雨，杨燕想起儿子没带雨伞，二话不说立刻骑着电瓶车去送伞。”张女士说，杨燕的生活很平淡，圈子不大，朋友也不多，偶尔会和朋友打扑克。“她年轻又漂亮，这些年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，是个称职负责的好母亲”。
在张女士的印象中，自从上了初中，王晓很少去母亲店里，即使去，也是很安静地坐在那里，“很多时候在玩平板电脑”。
杨燕也曾向张女士抱怨，孩子写作业时经常走神儿，她好几次发现儿子呆呆地坐在书桌前，抠手指、咬指甲、摸东西，一不留神就过去半个多小时，题目没做几道。之后，为了监督儿子学习，杨燕把儿子的床搬到了自己屋里，“可能因为这个让孩子心理发生变化”。
在张女士看来，杨燕的教育方式“虽然有些强势，但很尽心，也很尊重孩子”。
有一次，她看到杨燕在和儿子“拌嘴”。王晓轻声说了句“你烦死了”，杨燕就立马不说了。
前不久，杨燕拉着张女士说“孩子有点学坏了”。 杨燕向她抱怨，尽管儿子在“强化班”，但学校校风整体不是太好，王晓和班上几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“混”在一起。此前一次考试只考了60多分，把杨燕急坏了。
过了一天，杨燕在朋友圈发王晓小时候的照片，留言说“还是小时候比较听话”。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修改应充分体现“宽容但不纵容”的原则
据死者亲属赵先生介绍，3月18日下午，杨燕丈夫从苏州赶回来。一开始没人敢把实情告诉他。但在路上，他在网上看到了新闻。第二天，亲属为孩子办了取保候审，“出来”以后，无论和谁，王晓都一声不吭，一直保持沉默。唯一一次开口是和父亲通话讲了一句话：“爸爸我错了。”
赵先生表示，还是希望孩子能继续接受教育，“13周岁以后不读书了吗？不要就业吗？后面的人生道路怎么走？要等他心理抚平了后再考虑了，肯定要读书的”。
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，家长总是功利地对待孩子的成长，没有平等地对待孩子。一方面，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性格、个性、兴趣、人格各方面发展，不能以爱的名义不尊重孩子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；另一方面，家长也要教会孩子“守规矩”，告诉孩子遵守法律、讲规则、讲文明、讲礼貌。否则，孩子将缺乏生命意识、规则意识，造成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。
悲剧发生了，不管是父亲，还是这名13岁的男孩，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悲剧。去年12月，湖南省接连发生两起未成年人弑亲案件。
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表示，孩子的许多“极端行为”与家庭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，而父教缺失是其中重要因素。根据国外的研究数据，70%的犯罪行为都和父教缺失有关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孙云晓说，人从诞生一刻起，有两个发展方向。一个是亲密性，母亲有天然的优势；另一个是独立性，父亲对此有特别的责任。独立性主要使人能够承担责任、顽强、自律，父教缺失使得孩子失去了规范和榜样，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。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力量。
近年来，未成年人犯罪呈现“低龄化”趋势，引发了社会普遍担忧。据了解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今年将迎来大修，自1991年该法颁布施行后，经过两次修改，此次大修条文将增加一倍。
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31名代表建议，将我国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。
有专家提出，未成年人身心特殊，只是简单地予以刑法惩罚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不良行为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分级干预，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，设立监护人管教、训诫令、专门学校、收容教养、社区矫正、刑事处罚等分级干预与矫治措施，充分体现“宽容但不纵容”的原则。
前不久，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场“从弑母案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”的法治沙龙上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她表示，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矫治或处罚问题，而应在保护、养育等领域加大立法力度。有刑就应该有罚，对少年也要有处罚项目，但这个项目“罚”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如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，落在治疗和教育上，前提是“强制”。
她说，对已出现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没有强制方式。否则，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，而且对社会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。强制不能以罚为操作，而应给予这类未成年人生活基础的照顾与能力赋予。
另一名法学专家建议，与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不如建立少年司法制度，对没有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不作为犯罪处理、不受到刑法处罚的人，应当有一套相应的处置措施，使他们在少年司法范围内受到一定管束。除了实体性规定，还要有程序性规定，这需要启动立法填补空白。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实习生 郭阳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