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所大学里都有这样一群人：他们年逾古稀，在学术上有着颇高的造诣；他们经历过战事不断的流亡岁月，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；他们为人所敬仰，不仅因为学识，更因为品格……他们是当之无愧的“校宝”。
今天开始，本版开设“大学校园里的‘校宝’故事”专栏，用全媒体的呈现方式，记录他们的奋斗故事，从而让更多青年学子从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收获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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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敬钊缨毛蛛”“赵氏球腹蛛”……这些蜘蛛的名字里藏着“赵敬钊”三个字。年过八旬的赵敬钊是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，他最先发现蜘蛛对棉铃虫的防治作用，成功填补了我国利用蜘蛛开展生物防治领域的空白，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。
为了追寻蜘蛛，赵敬钊奔赴热带雨林，下过原始洞穴，遭遇过山洪，还曾一度被3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，在医院足足昏迷了两天……六十载学术生涯过去，曾经奔波于乡野棉田的年轻学者，如今已是著作等身，被誉为“湖北大学蜘蛛研究第一人”。在赵敬钊的推动下，湖北大学产生了三代专门研究蜘蛛的专家。
“要永远怀有批判精神，为学科的发展奋斗，力量是无穷的。”回首岁月，赵敬钊依然对科学矢志不渝。
撞进蜘蛛研究的科学殿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江汉地区的棉花田虫害泛滥，当地农民仅靠农药治虫效果不佳，又找不到合适的防治方法。
1975年，在武汉师范学院（湖北大学前身）讲授昆虫学课程的赵敬钊，决心采取“以虫治虫”的方法，从调查棉铃虫的天敌赤眼蜂入手，开展防治棉铃虫的科学实验。实验需要的大量标本，必须在农田中才能得到。为此，他在汉阳申请了800亩实验田，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铃虫，开展生物防治试验。
实验田同时也是农民的棉田，分为三块。一部分为了保收，仍旧采用打农药的方式；一部分因为赤眼蜂治虫效果不好，便在中途开始打药；只有一小部分田地在赵敬钊的坚持下全程放蜂。为此，赵敬钊承诺，他负责的棉田如若出现减产欠收的情况，他来承担农民的全部损失。最终，三块实验田里，未采用全程放蜂的棉田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虫害，只有赵敬钊负责的农田完好无损。
这一现象引起了赵敬钊的好奇，“按理来说，赤眼蜂最多只能对抗田地里80%的棉铃虫，那么剩下20%的害虫，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？”
他仔细调查田地周围的环境，结果出人意料——这块实验田靠近湖区，地里的蜘蛛数量远高于另外两块地。“蜘蛛吃虫，那么蜘蛛肯定也会吃棉铃虫这类农田害虫啊！”这个意外发现让赵敬钊欣喜不已。
但彼时，他研究赤眼蜂等其他棉虫天敌多年，在生物治虫领域的科研早已步入正轨。而且，国内研究蜘蛛的专家都偏向于蜘蛛的分类学研究，包括蜘蛛的名称、类别、物种进化等领域。
要放弃自己以往的研究，转向蜘蛛领域，对赵敬钊来说并非易事。
“如果我研究分类学，便有许多资料可以借鉴。”但赵敬钊觉得，做一件事就得做出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成就。
他一直坚信，“做科学研究就要为国家的事业奋斗，通过研究蜘蛛可以发掘科学防治农田虫害的新方法，改进赤眼蜂防治虫害的固有缺陷，使田地增产丰收。”朴素的科研情怀，促使赵敬钊下定决心：从零开始，专攻蜘蛛研究。
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，二不怕吃苦
1980年，为了研究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种，赵敬钊奔赴云南山区。当地气候湿热，雨水充沛，出现未被记录的蜘蛛物种可能性大。“蛇以蜘蛛为食，蛇多的地方，蜘蛛也多。”为了不惊走蜘蛛，他们常常要学会与蛇类和平相处，被蛇咬伤在所难免。
当地的旱蚂蝗硕大无比，潜藏在森林的每一个角落，只要人坐下休息，它就能凭着异常灵敏的嗅觉从四面八方围过来，钻进绑腿的缝隙中。晚上解开绑腿，蚂蝗尸体一片。恶劣的环境面前，年轻的助手犹豫了。
“怕蚂蝗的话，还能搞成什么研究？”赵敬钊带头扎进了那片蚂蝗遍地的丛林。多年以后回忆，他拉起裤脚，指着身上的伤口，如数家珍。
一次追寻蜘蛛的路上，正赶上山洪暴发。为了抢在雨水冲掉痕迹之前找到蜘蛛，赵敬钊一行人争分夺秒，结果他不慎脚下一滑，栽倒在湍流中。情急之下，助手拼命拽住他的手臂不撒手，才拖了上来。
“如果当时晚几秒钟，我就被大水冲到澜沧江里去了，为了捉一只蜘蛛。每次想起都还是心惊胆战……”赵敬钊时常告诫学生，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，二不怕吃苦。
一年里，他有七八个月都“泡”在农村。与农民一起打着赤膊穿梭于棉花地里，皮肤晒得黝黑。一次农忙过后，赵敬钊脚下不慎，摔进充满肮脏腥臭淤泥的河沟，从头到脚沾满淤泥与枯枝烂叶，一度被人误以为是农场里逃出来的劳改犯。
心里极度难受的他，回到住处后喝下一两烈酒，一边流泪一边问自己，“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不顾妻儿父母，千里迢迢在这里吃苦受罪？”尽管赵敬钊认识到科研是枯燥无味的，他相信只要坚定信念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就能有所收获。
那段日子，为了补贴家用，赵敬钊省吃俭用，饿着肚子下田劳作。每天忍饥挨饿在田地中奔波，观察每一株棉花的长势产量。
为一方土地，护一片庄稼，这份质朴的情怀，支撑他在困难重重的科研道路上走下去。
世界蜘蛛研究领域的中国声音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赵敬钊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棉虫天敌，结合生产实际关注蜘蛛的生态作用，结集出版了《棉田蜘蛛的研究和利用》《棉虫天敌名录》等著作，还申请创办了《蛛形学报》，向国内外介绍蛛形学学术研究动态。
1982年，赵敬钊受邀前往日本出席一场蜘蛛学术会议，他注意到：“主办方‘东亚蜘蛛学会’中的‘东亚’二字源于战争年代的‘东亚共荣圈’，带有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质，我认为用于学术组织有失偏颇。”
赵敬钊当即建议主办方将“东亚”改为“日本”，正视历史。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，1983年，“东亚蜘蛛学会”采纳赵敬钊的建议，正式更名为“日本蜘蛛学会”。“当你的学术研究取得一定成果时，你的声音和意见就会得到尊重。”他说。
蜘蛛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需采用活体饲料喂养，但活体饲料的成本高昂、运输困难，人工饲料配方研究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。为攻克这一难题，赵敬钊列出100多种饲料配方，日夜“泡”在实验室中逐个验证。配方合格的标准十分严苛，不仅要求可以喂养蜘蛛，并且要求能使其发育繁衍到下一代。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他最终发现有两种配方可以成功将蜘蛛繁育到第八代，自此人工繁育蜘蛛的成本与难度大幅降低，蜘蛛成批量投入生产成为可能。
对于这一学术突破，世界蜘蛛学会评价：“蜘蛛的人工饲料，经过多年研究都以失败告终，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师范学院赵敬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。”他为世界范围的蜘蛛研究带来了中国声音。
为了出一本让大众也能读懂的科普书籍，赵敬钊退休后，从原生动物到哺乳动物，悉心挑选100种，详细描述它们的捕食方式、求偶行为与育子行为，并配上手绘图。为解释一个专业词语“草履虫分裂生殖”，他扩写了1500字。
赵敬钊还有一个收藏笔筒的爱好，家中收藏各类笔筒达1300多个。他根据材质、样式、收集时间与地点将其分类，在每一件笔筒底部贴上标签编号，并且记录下标号、购买地点、时间、笔筒特征等。他说：“记住这些，就为了让我的脑子不退化，或者退化得慢一点。”
2012年，赵敬钊将学术生涯中完成的23部著作、手稿以及一百多本国家级、政府级荣誉证书无偿捐献给湖北大学档案馆，其中包括5部手抄版的关于动物行为的科普作品。
“我这一生教过高中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只要学生有需求，我作为教师就一定满足。”赵敬钊说。
武汉大学 张睿瑾 高泽林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2018年10月22日
每所大学里都有这样一群人：他们年逾古稀，在学术上有着颇高的造诣；他们经历过战事不断的流亡岁月，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和发展；他们为人所敬仰，不仅因为学识，更因为品格……他们是当之无愧的“校宝”。
今天开始，本版开设“大学校园里的‘校宝’故事”专栏，用全媒体的呈现方式，记录他们的奋斗故事，从而让更多青年学子从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收获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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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敬钊缨毛蛛”“赵氏球腹蛛”……这些蜘蛛的名字里藏着“赵敬钊”三个字。年过八旬的赵敬钊是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，他最先发现蜘蛛对棉铃虫的防治作用，成功填补了我国利用蜘蛛开展生物防治领域的空白，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。
为了追寻蜘蛛，赵敬钊奔赴热带雨林，下过原始洞穴，遭遇过山洪，还曾一度被30厘米长的蜈蚣咬伤，在医院足足昏迷了两天……六十载学术生涯过去，曾经奔波于乡野棉田的年轻学者，如今已是著作等身，被誉为“湖北大学蜘蛛研究第一人”。在赵敬钊的推动下，湖北大学产生了三代专门研究蜘蛛的专家。
“要永远怀有批判精神，为学科的发展奋斗，力量是无穷的。”回首岁月，赵敬钊依然对科学矢志不渝。
撞进蜘蛛研究的科学殿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江汉地区的棉花田虫害泛滥，当地农民仅靠农药治虫效果不佳，又找不到合适的防治方法。
1975年，在武汉师范学院（湖北大学前身）讲授昆虫学课程的赵敬钊，决心采取“以虫治虫”的方法，从调查棉铃虫的天敌赤眼蜂入手，开展防治棉铃虫的科学实验。实验需要的大量标本，必须在农田中才能得到。为此，他在汉阳申请了800亩实验田，放入赤眼蜂控制棉铃虫，开展生物防治试验。
实验田同时也是农民的棉田，分为三块。一部分为了保收，仍旧采用打农药的方式；一部分因为赤眼蜂治虫效果不好，便在中途开始打药；只有一小部分田地在赵敬钊的坚持下全程放蜂。为此，赵敬钊承诺，他负责的棉田如若出现减产欠收的情况，他来承担农民的全部损失。最终，三块实验田里，未采用全程放蜂的棉田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虫害，只有赵敬钊负责的农田完好无损。
这一现象引起了赵敬钊的好奇，“按理来说，赤眼蜂最多只能对抗田地里80%的棉铃虫，那么剩下20%的害虫，究竟是怎么被控制住的呢？”
他仔细调查田地周围的环境，结果出人意料——这块实验田靠近湖区，地里的蜘蛛数量远高于另外两块地。“蜘蛛吃虫，那么蜘蛛肯定也会吃棉铃虫这类农田害虫啊！”这个意外发现让赵敬钊欣喜不已。
但彼时，他研究赤眼蜂等其他棉虫天敌多年，在生物治虫领域的科研早已步入正轨。而且，国内研究蜘蛛的专家都偏向于蜘蛛的分类学研究，包括蜘蛛的名称、类别、物种进化等领域。
要放弃自己以往的研究，转向蜘蛛领域，对赵敬钊来说并非易事。
“如果我研究分类学，便有许多资料可以借鉴。”但赵敬钊觉得，做一件事就得做出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成就。
他一直坚信，“做科学研究就要为国家的事业奋斗，通过研究蜘蛛可以发掘科学防治农田虫害的新方法，改进赤眼蜂防治虫害的固有缺陷，使田地增产丰收。”朴素的科研情怀，促使赵敬钊下定决心：从零开始，专攻蜘蛛研究。
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，二不怕吃苦
1980年，为了研究蜘蛛的更多新奇物种，赵敬钊奔赴云南山区。当地气候湿热，雨水充沛，出现未被记录的蜘蛛物种可能性大。“蛇以蜘蛛为食，蛇多的地方，蜘蛛也多。”为了不惊走蜘蛛，他们常常要学会与蛇类和平相处，被蛇咬伤在所难免。
当地的旱蚂蝗硕大无比，潜藏在森林的每一个角落，只要人坐下休息，它就能凭着异常灵敏的嗅觉从四面八方围过来，钻进绑腿的缝隙中。晚上解开绑腿，蚂蝗尸体一片。恶劣的环境面前，年轻的助手犹豫了。
“怕蚂蝗的话，还能搞成什么研究？”赵敬钊带头扎进了那片蚂蝗遍地的丛林。多年以后回忆，他拉起裤脚，指着身上的伤口，如数家珍。
一次追寻蜘蛛的路上，正赶上山洪暴发。为了抢在雨水冲掉痕迹之前找到蜘蛛，赵敬钊一行人争分夺秒，结果他不慎脚下一滑，栽倒在湍流中。情急之下，助手拼命拽住他的手臂不撒手，才拖了上来。
“如果当时晚几秒钟，我就被大水冲到澜沧江里去了，为了捉一只蜘蛛。每次想起都还是心惊胆战……”赵敬钊时常告诫学生，做科研要一不怕危险，二不怕吃苦。
一年里，他有七八个月都“泡”在农村。与农民一起打着赤膊穿梭于棉花地里，皮肤晒得黝黑。一次农忙过后，赵敬钊脚下不慎，摔进充满肮脏腥臭淤泥的河沟，从头到脚沾满淤泥与枯枝烂叶，一度被人误以为是农场里逃出来的劳改犯。
心里极度难受的他，回到住处后喝下一两烈酒，一边流泪一边问自己，“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不顾妻儿父母，千里迢迢在这里吃苦受罪？”尽管赵敬钊认识到科研是枯燥无味的，他相信只要坚定信念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就能有所收获。
那段日子，为了补贴家用，赵敬钊省吃俭用，饿着肚子下田劳作。每天忍饥挨饿在田地中奔波，观察每一株棉花的长势产量。
为一方土地，护一片庄稼，这份质朴的情怀，支撑他在困难重重的科研道路上走下去。
世界蜘蛛研究领域的中国声音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赵敬钊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棉虫天敌，结合生产实际关注蜘蛛的生态作用，结集出版了《棉田蜘蛛的研究和利用》《棉虫天敌名录》等著作，还申请创办了《蛛形学报》，向国内外介绍蛛形学学术研究动态。
1982年，赵敬钊受邀前往日本出席一场蜘蛛学术会议，他注意到：“主办方‘东亚蜘蛛学会’中的‘东亚’二字源于战争年代的‘东亚共荣圈’，带有强烈的政治侵略性质，我认为用于学术组织有失偏颇。”
赵敬钊当即建议主办方将“东亚”改为“日本”，正视历史。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，1983年，“东亚蜘蛛学会”采纳赵敬钊的建议，正式更名为“日本蜘蛛学会”。“当你的学术研究取得一定成果时，你的声音和意见就会得到尊重。”他说。
蜘蛛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需采用活体饲料喂养，但活体饲料的成本高昂、运输困难，人工饲料配方研究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。为攻克这一难题，赵敬钊列出100多种饲料配方，日夜“泡”在实验室中逐个验证。配方合格的标准十分严苛，不仅要求可以喂养蜘蛛，并且要求能使其发育繁衍到下一代。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他最终发现有两种配方可以成功将蜘蛛繁育到第八代，自此人工繁育蜘蛛的成本与难度大幅降低，蜘蛛成批量投入生产成为可能。
对于这一学术突破，世界蜘蛛学会评价：“蜘蛛的人工饲料，经过多年研究都以失败告终，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师范学院赵敬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。”他为世界范围的蜘蛛研究带来了中国声音。
为了出一本让大众也能读懂的科普书籍，赵敬钊退休后，从原生动物到哺乳动物，悉心挑选100种，详细描述它们的捕食方式、求偶行为与育子行为，并配上手绘图。为解释一个专业词语“草履虫分裂生殖”，他扩写了1500字。
赵敬钊还有一个收藏笔筒的爱好，家中收藏各类笔筒达1300多个。他根据材质、样式、收集时间与地点将其分类，在每一件笔筒底部贴上标签编号，并且记录下标号、购买地点、时间、笔筒特征等。他说：“记住这些，就为了让我的脑子不退化，或者退化得慢一点。”
2012年，赵敬钊将学术生涯中完成的23部著作、手稿以及一百多本国家级、政府级荣誉证书无偿捐献给湖北大学档案馆，其中包括5部手抄版的关于动物行为的科普作品。
“我这一生教过高中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只要学生有需求，我作为教师就一定满足。”赵敬钊说。
武汉大学 张睿瑾 高泽林
